1979年深秋，西安碑林博物馆整理库房时发现一块不起眼的木牌，尺寸不过巴掌大，却刻着一圈整整二十个篆体字。老馆员凑近端详，轻轻念出一遍，再倒过来读，又念出另一首完整五言绝句，惊得连声称奇。消息很快传开，学者们聚在木牌前反复试读，数来数去，竟得四十种不同组合，而字句皆通。众人这才确信，手里握着的正是一首典型的“任意回文诗”。
所谓回文，简单讲就是“顺着读行文自洽，倒着读亦成章”。日常生活里也能见到雏形，茶盏盖上常刻“清心也可以”五字，随意起点，无论顺读逆读，总能拼成通顺语句。可若要把这种文字游戏扩展到完整的诗歌，就绝非信手拈来那么轻松。诗仅二十字，却能衍生四十首变体，每一字都是枢纽，一旦移动便满盘皆乱，故历来被视作“文字迷宫”中的最高难度。
回到那块木牌。经比对，研究者认定它与《盘中诗》一脉相承。《盘中诗》是东汉时苏伯玉之妻所作，也是现存最早的环形回文。典籍《回文类聚》中记载，苏伯玉远赴蜀郡任职，数年无书信。妻子久盼不归，遂将满腔相思写成环文。她采团扇为纸，以朱砂点染成圆，正反环读皆可成诗。一旁小字写着“望君早还”，字迹潇洒，却透出幽怨。后人把此类写法称作“盘中体”，取其圆盘之形。
时间来到唐武宗会昌年间，大漠烽烟方酣。军户张揆奉诏戍边，十五年杳无音讯。其妻柳氏素识文墨，日日盼归而不见，终以丝线绣就一幅“龟形回文”。整首诗蜿蜒于龟壳纹路，起笔可在头，亦可在尾；顺行逆转，如同兵车绕阵。柳氏托人进献此绣图。武宗展卷之际，心生怜悯，下诏：“速召张揆还。”不到半年，张揆果然踏入长安。传令兵在边塞找到他时，只留下一句：“跟我回京，皇上有旨。”这段佳话让“回文”二字添了几分侠气，也坐实了“爱情诗”的别称。
若说龟形已属匠心，东晋才女苏蕙的《璇玑图》则是登峰造极。此图成于公元三七六年前后，共八百四十一字，织于十二道彩锦之上，纵横列阵。学者统计，按不同线路朗读，可得诗一千二百余首，包含五七言、杂言、曲子词，甚至可拆可合成箴、赋、铭。苏蕙的用意，其实仍是要挽回被流放西域后移情别恋的丈夫窦滔。史书说她“精苦一纪”，十年寒暑在灯下穿针度线，将千丝万缕汇成一方锦图，托人远寄敦煌。窦滔展卷，方知旧情未改，终弃胡姬返长安。无数后生从此折服于“文以载道”的力量。
有意思的是，宫廷里也有人玩转回文。南宋咸淳间，宫女李氏献上一首“梅花落”回文，布局宛如棋盘。词臣赵与时评曰：“读此一阕，恍若入八阵图。”足见此体裁已由闺阁私语扩展为文士雅玩，甚至带着某种“智力竞赛”的意味。至明清之际，坊间更出现“十八学士图回文”“七十二行阵回文”等作品，或绣或刻，兼具观赏与娱乐。只是随着白话文兴起，这种对字序极端苛刻的游戏逐渐淡出主流，却并未真正失传。民国年间，章太炎、梁任公尚能作数十字环复回文，聊寄同道间的机锋。
如果将目光放回那首二十字、四十读的“木牌诗”，还能看出另一层玄机：它选用的字全是常见平声，避免了仄韵冲突；意象也极素淡，不过“风”“月”“江”“柳”之类，却分置四角，任由读者踏着声调取径。有人试验多次，所得诗意或写秋怀，或咏春游，甚至略改一两个起笔即可变为边塞悲歌。如此自由度，让现代诗学家感叹：这是汉字组合可能性的极致展示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回文诗并非中国独有。古波斯文献里也有类似的“逆向诗”，欧洲中世纪拉丁文修士曾作“回文铭文”，不过篇幅少，技巧也较直白。与之相比，汉字的单字独立、四方成章，使同一文本既可平面翻转，又能环形联缀，技艺之繁复，外语难以复制。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位教授曾打比方：“若说普通诗是直道竞速，回文诗便是九曲十八弯的山路，需精准转向，还要保持速度。”
为什么此类佳构常出自闺阁？古时士大夫需应酬政事奔波，反倒是内宅女子更有整块空闲，针线案旁，灯前篆格，反复推敲，才有可能完成这般天衣无缝的排列。再加上深闺幽思本就易生情感浓度，回文诗便天然带着纤细的私语气息。“对影成双，却隔千山”之类的潜台词，往往在交错纵横的字里行间暗自流淌。
今人研究回文诗，多借助电脑程序枚举路径，仍需庞大算力才能跑完整套组合，这无形中更让前人手算手写的成就显得惊人。有专家尝试用算法模拟《璇玑图》，结果生成路径达数百万条，真假难辨，足见其中机关错综，远超寻常诗律。
试想一下，如果当年那位苏伯玉妻子没有涂朱画盘，是否还会留下这件跨越两千年的文化符码？倘若柳氏不绣乌龟形，张揆是否就此客死边陲？历史无法假设，但回文诗的命运却证明：在中华文字的世界里，情与艺可以缠绕成最牢固的纽带。
今天偶然路过书店，仍能看到《璇玑图》彩色折页的复制品，旁边是年轻人苦心编排的“二维码回文”。技术换了，兴味未改。二十个字能生四十首诗，八百余字能布万千阵，你我读来或许只觉新奇，但在古人心里，那是不可言说的情感最安全的容器，也是文学想象力最锋利的舞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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